《时代漫画》的主编鲁少飞，在民国漫画界属于泰山北斗，他被当时誉为“中国漫坛伯乐”，也被后世誉为“中国现代漫画鼻祖”。
此人是个爱国画家，曾参加过北伐军，在总政治部宣传处书画股任职。
当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爆后，鲁少飞就开始转型画爱国和讽刺漫画。就在半年前，他因为画漫画讽刺南京政府对日的屈膝外交，导致《时代漫画》停刊四个月之久。
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历史上因为中国奥运败北，画了一副《蛋的时髦》，用大鸭蛋讽刺杨秀琼颗粒未收。
而现在呢？
《时代漫画》杂志第29期，刊登了鲁少飞的新作《人鱼族》。画面上，杨秀琼和她的三位女队友，头戴月桂冠、胸挂奥运金牌，在碧波中嬉戏游玩，每个人的双腿都变成了人鱼尾巴。拿到两块游泳金牌的季正亮，干脆就举着光芒四射的三叉戟，朝着奥运五环的背景乘浪腾飞。
《良友画报》的最新一期，也把四位女队员将作为封面人物，还弄了个大大的封面标题——世界泳坛四女将。
鲁迅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不仅身体虚弱，而且心情极为烦躁。
近年来，鲁迅的杂文已经很难表，就算换马甲用新笔名都没办法。他只能写一些回忆性散文，埋在故纸堆里做学术研究，并且构思准备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用鲁迅的原话来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即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
这部长篇小说已经进入构思阶段，连叙事结构、人物安排、表达方式都想好了，可惜终究没能写出来，因为鲁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9月1日。
由于《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已经被查封，鲁迅的文章只能刊登到另一个副刊《春秋》，作者署名正是“鲁迅”这一本尊大马甲，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人也是能够的》：
“近日咳嗽又严重了，早晨起来便没精神，家中茶叶已尽，更难提笔。广平兄（鲁迅妻子）出门买茶，回来时两手空空，吿我说：‘茶店关门半日。’老板和店员竟去街头迎接健儿，连生意都放下。”
“中国运动员于柏林的表现，我是尽知的，每日报文连篇累牍在赞扬。今天满城炮竹声四起，热闹样子好似在过年，这种时候我很难说出什么风凉话，我也不想给诸君浇一头冷水。”
“我想说，中国人也是能够的。”
“这种能够，无关地大物博，也无关历史悠久，它大抵也当然是运动员本身的奋斗。洋老爷不会因你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即把金牌拱手相送，现在金牌被中国拿来，可想十分艰苦。”
“我听说，中国在柏林被吹了许多黑哨子，这是别人握着吹哨子的权力。有人气恼，有人悲哀，觉得中国遭受了不公待遇，我想不必对此有太多思虑。西洋人的哨子，也不能平空得来，中国人有一天吹哨子，也是能够的，只是过程必然艰苦。”
“有个朝鲜人叫作孙基祯君，他也拿到金牌，荣誉都归了日本。中国人对此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想法罢，恐惧将来某日，中国人也要顶着日本人的身份竞赛。”
“体育比赛，西洋人拿着哨子；战争比赛，东洋人拿着哨子。中国想要赢，大抵会十分艰苦，但我还想说，中国人也是能够的……”
就像鲁迅的这篇文章所说，中国人在奥运会夺金，难免让人联想到即将爆的中日战争。
中国健儿能够艰苦奋战，在赛场上打败诸多外国选手，为什么就不能在抗战中获胜？这代表着一种希望。
民国政府没有专门的体育部门，但党政军各领域都设有体育机构。这次被奥运成绩一刺激，全国都开始重视体育，好多学生一有空就参加体育锻炼。而那些奥运归来的健儿们，即便没有获奖，也被各种团体机关请去做演讲。
事实上，由于中国人被污蔑为“东亚病夫”，国人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视体育，只不过现在气氛更加高涨了。
还是拿我们的钱三强先生举例，他不仅在物理考5分（百分制）情况下转攻物理，同样以瘦弱之身参加过体育赛事。
钱三强考入清华时，身高只有1米49，是清华历史上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但他却通过锻炼加入了清华越野队，还是清华足球队的主力，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
中国从来不缺奇迹，也不缺英雄，四万万同胞当中，有无数人正在为国家默默的奋斗着。
从上海到南京，奥运健儿们获得了空前追捧，老蒋特地给运动员颁了卿云勋章。当然，不是周赫煊获得的一等章，而是从按照成绩，酌情颁五等到九等。比如拿了第四名的拳击手和足球队员，获授的就是九等卿云章，参赛选手全部颁一枚奥运纪念章。
此时华北的局势更加恶化，日本在挑动华北五省自治之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山东。或者说，日本人一直盯着山东，年年都各种威胁恐吓，现在又以出兵为威胁。
全国的报纸都在关注华北，就连南方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自国党五届二中全会，常凯申松口说让红军放下武器、和平收编后，中共也在奥运期间表达了善意，通电表示愿意放弃红军称号，联将抗日。奥运会刚刚结束，中共正式出致国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爱国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要求南京政府尽快跟共党合作，还举出中国足球队打入四强的例子，认为只要精诚团结就一定能战胜日本。
九月初，中共做出内部指示，标题叫《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无疑为将来西安事变的完美解决奠定了路线基础，只能说先贤们的目光真是准确深远。
至于咱们的周先生，悄摸回到重庆，开始为来年的抗战做一些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