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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子贵母死（第1页）

所谓子贵母死，是指当某位皇子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时，其生母要被处死。《北史》说：“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安排身后之事，措置之一是杀死预定的嗣位者的生母。道武帝长子明元帝拓跋嗣的生母刘贵人出自独孤部，成了子贵母死的第一个受害人。据《北史》：“初，帝（指明元帝）母既赐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帝素纯孝，哀不自胜。”按这个说法，道武帝杀刘贵人以立明元帝，历史依据是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立昭帝的古事。这当然是史臣缘饰。无论道武帝出于何种动机，他对于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十分自信，似乎决心很大。当明元帝因悲念母亲、惹怒道武帝而出逃后，次子清河王拓跋绍就成为可能的继承人，而道武帝似乎也想杀掉他的生母贺夫人，逼得拓跋绍抢先下手杀了道武帝。

明元帝之后，太武帝、景穆帝的生母辞世都早，很可能都死于子贵母死。前已说明，文成帝继位时，拥立他的大臣们同时也杀了他的生母郁久闾氏，名义上大概也是遵循子贵母死的“故事”，但实际上应该是要避免与有皇帝生母身份的皇太后分享权力。这样跨越时间的实践累积下来，形成某种颇有制约力的传统，使得子贵母死有了一定的制度意义。当然，权力场域的参与者对制度或传统的选择性利用，才是制度成其为制度、传统成其为传统的主导力量。比如，冯氏从一个因罪入宫的奴隶，蝉蜕一般变身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过程中，子贵母死之制就是她最重要的武器，先是被她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后来被她自己完美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

读北朝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子贵母死，研究者多多少少都会触及这个话题，迄今较为重要的成果见于两本书，一是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一是田余庆《拓跋史探》。两家各有侧重：李凭着眼于拓跋君权运行中母后的影响力，关注宫廷政治中权势女性的个体作用；田余庆先生则从拓跋集团的政治结构和历史经验入手，着眼于母族后族作为拓跋君权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双重作用，以认识清除君位继承人的母亲，其实是预防强大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皇权。两人都对子贵母死的非人性因素感喟良多，犹以田余庆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余韵悠长：“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暴力铸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

在田先生看来，道武帝逼母杀妻之时以及之前，拓跋君权的确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危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母族后族部落力量的依赖。随着部落离散，集权加深，拓跋统治已基本稳定，母族后族难以干预国政，更不可能威胁皇权，原先立子杀母的动因早已消解。然而，“子贵母死完全制度化，并更严厉地执行，是在文明太后冯氏之时。冯太后与献文帝、孝文帝均无血缘关系。她……充分利用子贵母死之制，为自己及冯氏家族谋利。……在子贵母死之制日益制度化之时，形成子贵母死的社会条件却正在消失。……按理，子贵母死已失去存在理由，应当逐渐淡化，以至消失”。然而，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所以田先生说：“冯太后为了私利，着力利用，使这一制度延续下来，而且更加严酷，导致预想不到的后果。”

冯太后的祖父冯弘是北燕最后一个君主，冯弘在位的最后几年，面对北魏太武帝的巨大压力，一方面送女儿入魏宫，另一方面不肯送爱子做人质，最终逃死高丽。他的几个先已降魏的儿子中，就有冯太后的父亲冯朗。据《北史·外戚传》，冯朗入魏后担任秦雍二州刺史（我怀疑秦当作东秦），治于长安。冯朗的妻子是乐浪王氏，跟他母亲是一家的。冯太后和她的哥哥冯熙都生在长安。据孝文帝亲自撰文的冯熙墓志，冯熙生于太武帝太延四年（438），比冯太后大三岁。

《北史·后妃传》说冯太后入宫是因为冯朗“坐事诛”，显然是以罪人家属“配奚官”。史不言冯朗所坐何事，我猜是因为他弟弟冯邈随军北伐时叛逃柔然。《北史·外戚传》说冯熙随保母逃命，是因为“叔父乐陵公渺因战入蠕蠕”。排比年代，我估计冯邈叛逃发生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冬。这一年九月北魏大举北伐，四路大军深入漠北，一直打到柔然的心脏地带根河（鄂尔浑河）河谷。可是这一战似乎出了好多问题，首先是一个重要将领“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其次是战后处死了行军“后期”的八个将军，其中包括四路大军主帅之一的中山王拓跋辰。很可能，冯邈就是和封沓一样（或一起）叛逃柔然的。

冯朗因此被杀，妻王氏可能先已亡故（不然她也会和女儿一样成为奚官奴），六岁的儿子冯熙随保母魏氏逃窜，“至氐羌中抚育”，逃过了受宫刑做阉官的厄运。所谓“氐羌中”，大概是冯朗任东秦州刺史所管辖的关中东北部，即汉晋的冯翊郡境内，以氐羌等非华夏人口为主。冯太后年方三岁，配入宫里。《北史·后妃传》说她入宫后得到姑母的照顾：“太武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这个左昭仪冯氏，就是冯弘送到平城和亲的女儿。年幼的冯氏一方面得姑母照拂，另一方面自己努力，“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不过，左昭仪也不能帮她改变卑贱宫女的身份。冯太后的时来运转，要靠另一位好运气的长辈。这就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

《魏书·皇后传》：“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高宗即位，尊为保太后，寻为皇太后。”据《北史·外戚传》，常太后的祖父常亥、父亲常澄在苻秦官为郡太守，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同样（或主要）在后燕和北燕为官。所谓“太延中，以事入宫”，是指太延二年（436）太武帝灭北燕。如果常氏就在魏军此次掳掠的北燕人口中，那么她入宫三四年后文成帝才出生。她能被太武帝选为文成帝的乳母，说明她那时刚刚生育，而史料不见她的子女信息。按照李凭的看法，文成帝一出生就被带离其生母郁久闾氏，后者并没有参与文成帝的抚养，真正尽到母养责任的是宫女常氏。

很可能，常氏在文成帝过了乳养期之后，仍然以保母身份与他保持亲密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成帝的祖父太武帝身上。太武帝对保母窦氏格外亲敬，“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就是把她当母亲一样对待。文成帝被奉立即位时年方十三，身边最可信任的人就是常氏。文成帝的生母郁久闾氏死在他即位一个多月后（文成帝于452年10月31日即位，郁久闾氏于452年12月6日死亡），李凭认为是常氏假借子贵母死之制害死了郁久闾氏，因为她不想与郁久闾氏分享文成帝。不过那时常氏可能还远未掌控宫廷事务，她能影响的人只有文成帝，而杀死文成帝的生母这件事似乎也不宜通过文成帝实现。更可能的情况是，完成政变拥立文成帝的大臣们，宁愿与常氏共事，也不愿冒其他风险，遂以子贵母死的“故事”杀害了郁久闾氏。当然，这么做是符合常氏利益的，但不能认为这是常氏主导的结果。

据《魏书·高宗纪》，文成帝兴安元年十一月壬寅（452年12月24日）“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妣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兴安二年“三月壬午（453年4月3日），尊保太后为皇太后”。从此常太后不仅在实际上，也在名义上成为平城后宫的最高权威。正如齐郡王元祐妃常季繁墓志所说，随着常太后地位的确定，常氏一门鸡犬升天，“王爵加隆于父兄，世禄广贻于子侄。虽丁傅扬光于盛汉，羊庾振赫于有晋，无以过也”。《北史·外戚传》也说：“诸常自兴安及至是，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常氏家族隆盛一时，仅仅因为常太后以偶然的机会建立起与文成帝的母子亲情。这种亲情并没有制度的保障，时移世易，一切都会快速变化。这一点常太后是清楚的。她能做的就是把她自己掌权的模式，复制到下一代自己的代理人身上。

恰好这时第一位皇子出生了。据《北史·后妃传》，文成帝即位一年左右，也就是只有十三四岁时，有一天在平城宫正殿西侧名为白楼的高台上东张西望，看见下面有个漂亮的宫女，动了心，下得台来，把那个宫女带到斋库里，“遂有娠”。这个宫女姓李，和王钟儿一样本是南朝刘宋人，家住梁国蒙县（河南商丘），在元嘉二十七年（450）的战争中被北魏永昌王拓跋仁掳掠到北方。文成帝兴安二年拓跋仁犯事被杀，家中女婢作为资产都转入皇宫，李氏就成了宫女，不久被文成帝看见。宫女怀孕，当然惊动内宫，加上她入宫未久，颇有嫌疑。于是常太后仔细盘问，找皇帝侍卫了解情况，据说当初看守斋库的人还在墙壁上留有记录，这才得到确认。兴光元年（454）七月，文成帝的长子献文帝拓跋弘出生。李氏以生皇子之功拜贵人，不过，皇子是不是由李贵人亲自乳养，是非常可疑的，很可能孩子一出生就从她身边消失了。

常太后的掌权模式，就是抚养皇位继承人，与下一个皇帝建立情感上的母子关系。然而这时常太后自己不再年轻，大概已不能亲自养育皇子，只能找一个靠得住的代理人，着力栽培，以期待日后保护常氏家族的利益。她确定的代理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明太皇太后的宫女冯氏。在文成帝长子已经出生的情况下，常太后必须抓紧培养代理人。《北史·后妃传》：“（冯氏）年十四，文成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冯氏十四岁，在文成帝太安元年（455），是文成帝即位之第四年，时文成帝十六岁，献文帝一两岁。常太后先把冯氏从宫女选为贵人，使她具备皇后候选人的资格，然后马不停蹄，把她推到皇后大位上。

两岁半的献文帝被立为皇太子，在太安二年二月丁巳（456年2月22日），而两天之前的正月乙卯（456年2月20日），十五岁的冯氏被立为皇后。这是有关联的两件事，或者说，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阶段。常太后在幕后安排一切。就在这三天之内（或稍早），李贵人被常太后赐死，依据的正是子贵母死“故事”。《北史·后妃传》：“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