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帝王雄才昏朽并存
1、从弓马娴熟到愚昧无知
中国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时候大幅落后了呢？纵观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都是从政治斗争中拼出来的，绝顶聪明的人物，和那些西方的沙皇啦，女王啦，皇帝啦比起来只有比他们强的没有比他们差的。嘉庆虽然差点，但也不是笨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大的同世界拉开了差距？
有一个外国史学家曾经这样评论过中国的历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五千年的战争史，中国唯一热读海内外的一本书就是《孙子兵法》。我们不能否认这位学者看法的一些偏激，然而他讲得也并不脱离实际。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清王朝军事技术的落后。清军曾经吃过武器落后的大亏，据说努尔哈赤就是被袁崇焕用火炮炸伤而死，清军作战也需要火炮呀？那么为什么在乾隆的时候，外国人把大炮送上门来也不愿研究一下呢？在此，有必要对中国火器的展进行一下回顾和分析。
（一）宋元时期
单就火器展历史而言，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展新型火器，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二）明朝时期
明朝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
据史书记载，明军已大量装备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
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还占主要地位。
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
明朝开始使用火绳枪的时间和日本差不多，都应是16世纪早期。但日本由于处于战国时代这一特殊时代环境，因此自1534年引进火绳枪后，便迅速推广。由于战争的需要，火绳枪在日本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因此实际上日本的铁炮制造技术后来居上，16世纪后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因此当时的日本军队的装备和战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国家也鲜有匹敌。
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后，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但当时中国冶炼技术有问题，枪管制造的合格率低，射时经常炸膛，明军批量订造的火绳枪有时甚至多数不堪使用。戚继光对此也是非常遗憾的。这就是明军火器装备并不很多的主要原因。但当时戚继光等名将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见中国对火器并非不重视。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射，提高了射速。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火装置的重大改进。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
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挥了一定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巨炮对轰，展开激烈炮战。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
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
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
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展为拉、绊、触或机械式钢轮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着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
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三）清朝时期
至于后来的清朝，太祖皇帝马背上打天下。过于重视骑兵，反而忽视了轻装步兵携带火枪的新战术，中国火器的展遭到了遏制！明末清初，中国的火器的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隧枪、连珠枪（多管火枪）等在我国出现的也很早。但当时的清朝政府对新式火器的明不屑一顾，竟只让火器明家去制造一种可以驮在马背上的轻型火炮！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
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射 4千克重的铁弹。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
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腐败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展大大落后于西方。
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天才武器明家戴梓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射28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满清皇帝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政府自欺欺人地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满清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按常理说，海岸炮依托坚固的陆地，可不计重量，后坐力等因素，而制作得更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实际上清军的岸炮一般也重于英军的见炮。但是在战斗中，双方火炮的威力却生了逆转。当战场上硝烟散尽之后，我们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在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射，不过好象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满清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满清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它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满清还是无法和先进的文化相提并论的。
综观明清火器展，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与明末官场的极度腐败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国人永远都注重“面子”一样……民族主义的轻敌狂妄、自以为是、缺乏危机感、不思进取才是心腹大患。
观中国之强，最盛莫过于秦。
“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强横霸道。
然而最后不过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